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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政府信息公开绝不是单纯信息发布那么简单，而是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。首要一点，就是树立起“公开是惯例，不公开是例外”的自觉意识，突破掉“不公开是常态，公开是找麻烦”的旧思维。身处大数据时代，最大限度发挥政府信息数据满足需求、解决问题的效用，才是信息公开未来生长的基点所在。

　　“目前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%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，‘深藏闺中’是极大浪费。”在9日的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，总理以这句形象的比喻，点出了我们简政放权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。

　　作为中央要求，当前，政府信息公开已经在全国深入推开，“政务”走向透明化，“公开”渐成常态化。但也正如总理所言，现实中，不同的人对公开的认识仍有深浅之分，公开的做法仍有高下之差，公开的效果因而也就有了好坏之别。一些地方，对“谈公开”顾虑重重，觉得这是革自己的命，不愿甚至不敢向公众坦诚交底，造成了大量的信息迟滞和不对称。这样的现实，让人深思。

　　在围棋中，“势”是一种棋道，要实地还是要厚势，是惜子还是取势，往往决定成败。于政府而言，加强信息公开就是大势。形成现代治理体系，培养参与型公民，增强政府公信力，离不开“公开”二字。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民意资源和经验基础，为创新创业做好公共服务、提供信息支撑，同样要以“公开”为底色。从这样的意义上看，政府信息公开绝不是单纯信息发布那么简单，而是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。摸不清其中的思路，找不准其中的路径，难免会逆势而行，不得其法。

　　所谓“船大调头难”，有的时候，顺势而转的确有一个过程。但是真转还是假转，群众心明眼亮；是快转还是慢转数据信息，群众体验真切。首要一点，就是树立起“公开是惯例，不公开是例外”的自觉意识，突破掉“不公开是常态，公开是找麻烦”的旧思维。公开透明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目标，一个不会说、不及时说、不充分说、不坦诚说的政府，不可能适应民主政治需要，满足公众知情诉求。在信息公开的问题上，“说”就是“做”。公开前给出承诺、公开中加强沟通、公开后反馈结果，以坦诚相待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边说边做、边做边说，政府才能始终呈现在监督的阳光下，公众才能不断增进对政府的信任感。

　　近些年来，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不断加快，广大公众的政治素养也日益成熟。放在10年前，恐怕没多少人会想到追问政府某项决策的科学性；放在5年前，恐怕很少有人会细细研究预决算报告的微小出入。在公众获取信息欲望空前强烈、信息传播渠道空前多样的今天，政治的公开程度与社会的民主素养，已经进入了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。公开越充分、越及时，越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，在不断实践中提升政治素养；公众的权利意识、监督实践，也对公开提出了进一步要求，促使这一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典型方式更科学、更完善。恰如托克维尔所言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参与讨论一条通向他家的路，无需解释他就能发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。

　　实际上，信息公开不仅是建设透明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更是关联百姓生活的现实要求。身处大数据时代，人们生活所需的导航、气象、房屋、医疗、就业等信息，往往都来自政府的信息数据开放；产业发展所需的战略思考、布局规划、落地方案等，往往要依托对政府信息数据的挖掘、重组、混搭。可以说，今天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，正在实现从关注数量到注重质量，从欣赏姿态到追求实效的转变。对政府部门而言，如果只是有闻必录、复制粘贴，老百姓办事还得跑断腿、磨破嘴，那提升服务就是一句空话；如果只顾硬件更新、技术升级，部门间还是各自为政、壁垒森严，那数据增值也将无从谈起。最大限度发挥政府信息数据满足需求、解决问题的效用，才是信息公开未来生长的基点所在。

　　与西方国家相比，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甫一开始，就遇上了浪潮汹涌的信息时代。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公开，不光是政府的自我限权，还必须跟公众的需求赛跑。这个过程会有调试，会有痛苦，但一旦迈出这一步，就再也回不到那种封闭的状态。目前，中央有要求，群众有期待，需要我们在立法上进一步跟进和加强，为信息公开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供给。在积极的互相促进中不断提高公开水平，必将助推一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的国家快步到来。（原文刊于《北京日报》  张砥）